另一方面则是市场化运营的智能应用利用公共数据进行智能化决策，其引发的法律上的效果和责任会同时传递到开放的公共数据本身。

四、两种事故调查的合法要件 作为一种行政调查，事故调查应当遵守法治原则，需要遵守法定的条件和程序。2009年，为了实现从消费者角度监控整体政策，日本设立了消费者厅，作为内阁府的外局，成为消费者行政的核心机构。

行政调查程序也罢，犯罪侦查、刑事程序也罢，并没有在本质上改变适用该条时的问题。内阁总理大臣必须向委员会通报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个例、特定案件才存在的问题难以成为事故预防调查的对象。在日本，根据消费者安全法的规定，消费者安全调查委员会的调查过程大致可分为三步。为了能让包罗性与专业性共存，一方面要在平时确保必要的专门人才，并对其他领域的专家进行预先登记，以便在个别领域有事故调查必要时能获得快速的协作。

事故调查和刑事侦查的目的存在不同，两者的制度有时无法为实现对方的目的而把握必要而充分的事实和判断，有时两者所把握的事实和判断在实现对方的目的上是没有关系的。结语 事故调查对于事故处理和事故预防具有重要意义。该规章一经公布，在社会中引发广泛争议。

禁止性行政方式被置于最后考量的位置。新修改的《立法法》更是设置专章对备案审查机制作了详细规定。[19]参见[美]莫蒂默·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编：《西方思想宝库》，《西方思想宝库》编委会译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43页。在美国联邦法院的诸多判例中，限制性管制措施和禁止性管制措施之间的差别也经常被大法官们反复提及，禁止性管制措施必须慎重选择。

美式的多元审查基准则总体遵循的是一种横向思维，针对立法涉及权利的重要性不同，分别采取强弱鲜明的审查强度。比如，国务院2002年颁布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21条第1款规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不得接纳未成年人进入营业场所。

三是赋予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要求其承担的义务明显不平衡的。在这些审查标准中，不适当与其他几个标准存在着明显的区别。[27]民事立法活动和民事立法内容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也就决定了比例原则在两者中适用状况的差异。三、比例原则在立法中适用的功能支撑 比例原则在立法中适用不仅具有充分的理论正当性，而且从比例原则的法理意涵来看，其与公平正义的立法价值、科学立法的立法原则以及利益衡量的立法方法均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

这一适用客体主要是从立法内容的角度进行观察的，要求法律在内容上必须具有公法属性，常见的各类行政法律规范都可划归于这一范畴。可见，均衡性的功能主要在于公私法益衡量，审查者须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置于特定的个案之中，对其价值作综合权衡和判断。甚至作为合理性原则发源地的英国，这些年也开始接纳比例原则，将其作为审查判断立法是否合宪的重要基准。然而，所有自由裁量权都可能被滥用，这仍是一个至理名言。

[22] 如前所述，比例原则的核心功能是裁量治理，具体针对的是国家机关在手段选择上的裁量权，它通过适当性、必要性以及均衡性这三个依次递进的子原则审查判断国家机关选择的手段是否为达致目的的最佳手段。均衡性处理的是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

[27]参见纪海龙：《比例原则在私法中的普适性及其例证》，载《政法论坛》2016年第3期。从逻辑上讲，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在我国，这两种裁量权类型在法规范上的依据是《立法法》第15条、第27条、第66条以及《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第8条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10条。我国台湾地区的许宗力教授还对立法裁量权的类型作了简要梳理和概括，主要包括是否进行立法的裁量何时进行立法的裁量以及如何进行立法的裁量三种。从合宪一词的意涵来分析，合宪中的宪既包括宪法典，也包括宪法原则、宪法精神等，合宪中的合则更多是在强调一切下位法规范的效力均来自宪法规范，以突出宪法的引领作用。这说明比例原则在立法中适用具有强大的功能支撑，不会对立法既有的价值、原则以及方法体系造成冲击，也不会侵犯立法主体的自主形成空间。[17]在我国，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具体而言，适当性处理的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

虽然国家权力行使的目的也被纳入观察范畴，但适当性只是将其置于高高在上的位置，不加任何考量，而仅判断国家权力所延伸出来的手段是否有助于目的实现。这种认知存在偏颇之处。

[13]参见江国华、梅扬、曹榕：《授权立法决定的性质及其合宪性审查基准》，载《学习与实践》2018年第5期。在理论研究中，必要性引发了诸多争议，主要集中在如下两点：一是最小侵害在语义上存在过于绝对化的弊病。

[39]至于必要性会完全消解掉裁量权的质疑，则明显存在夸大其词之嫌，甚至有些杞人忧天。如若没有，那么所谓的均衡性审查只会沦为一种主观上的推测。

在法律层面，目前仅有《选举法与地方组织法释义与解答》对不适当进行了详细规定，提出了如下四个判断标准：一是要求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执行的标准或遵守的措施明显脱离实际的。为此，2005年5月8日，大连市政府常务会议原则审议通过了《大连市关于加强乞讨管理的规定》，这是全国第一个城市乞讨管理领域的行政规章。具体而言，作为比例原则思想的萌芽，十字架山案涉及的是对限制公民居住权的警察权力的限制。以色列最高法院前首席大法官巴拉克在宪法审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权利等级观点：宪法权利是存在等级的，第一类为基本的或高级的宪法权利，第二类为其他宪法权利。

[38]参见马怀德：《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79页。从质的方面来看，将公民的生存权和环境权或良好居住权置于一个天平上进行衡量，显然不成比例。

即便立法主体在制定法律时确信该规制手段能够完全有助于立法目的实现，但现实世界千变万化，由于情势变更等原因，致使立法主体的预测事后出现了偏差。此时，就需要综合考量目的实现程度和权利侵害大小两个方面的因素，最终得出各个手段的性价比。

[25]可见，比例原则与利益衡量的立法方法有着过程上的一致性，两者构成相辅相成、相互补充之关系。四、比例原则在立法中适用的具体展开 前面已对比例原则在立法中适用的法理基础和价值功能做了论述。

[7][英]威廉·韦德：《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70页。[20]参见蔡宗珍：《公法上之比例原则初论---以德国法的发展为中心》，载《政大法学评论》1999年第62期。长期以来，我国学者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公民权利的行政限制上，即国家通过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对公民权利进行的个别化限制。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社会公众的意见。

民主立法原则主要是从主体层面对立法提出的一个要求，即立法必须确保人民的参与，反映人民的意志。可见，适当性的功能主要在于合目的性判断，审查者须在目的和手段之间做反复论证，当手段被证明为目的之所需，即达到了适当性的基准。

因为立法本身就是一个国家机关开展的活动，当其制定的是民事法律规范时，就会在性质上形成两对法律关系，即私主体与私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国家机关与私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裁量权固然是法律之下的概念，但法律体系内部亦是有位阶之别的，在上位法制定过程中，由于事项的复杂性、未来的不确定性，抑或改革的试验性和渐进性，上位法的制定机关必然要为下位法的制定机关预留一定裁量空间。

这种限制直接发生法律效果，因此容易引发社会的关注。[16]在现代社会，立法价值有很多，如自由、平等、秩序、效率、公益、人权、公平正义等，但学者们几乎都将公平正义置于最核心的地位